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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曹文军:等你,风雨归来是少年
    发布时间:2023年10月23日 16:01    发布者:admin   点击数:576

    【曹文军简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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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曹文军,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,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90级学生,相家庄中学副校长。宝鸡教师作家专委会副秘书长,宝鸡市基础教育专家库成员,宝鸡市百姓学习之星。诗歌作品散见于《散文诗》、《青海湖》等杂志。散文《三看》获2012“散文论坛”散文大赛一等奖,《王大变和他的把戏》获2014年《散文选刊》全国散文奖二等奖,散文《电脑•锄头•狗儿爷》获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举办的“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多党合作制度确立60周年”征文活动一等奖。著有诗集《一路青海》。2015-2016学年度赴西藏阿里支教一年。

      我是90级中文系专科学生,92年夏天毕业。回头看,我们是宝鸡师范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,因为从93年起,母校就更名为宝鸡文理学院了。我们同级的本科生,以及比我们低一级的专科生,进来时是“宝鸡师范学院”,毕业时已经是“宝鸡文理学院”了。在65周年校庆前夕,我坐在距离母校不足千米的相家庄中学——我现今工作的地方,通过一台老旧的联想电脑,回望30多年前那段充满激荡、躁动、上下扑腾的求索、自我张扬与迷惘不安交织的岁月,既有“翻江倒海、五味杂陈”的激动与不安,又有“气朗风清、拨云见月”的顿悟与明白。

      我们这批人大多出生于70年前后,正处于那场浩劫的中期。记忆初始,老一辈革命家磅礴浩大的英雄交响曲余韵尚在;读书识字时,改革开放激扬起来的奋进之歌兼天涌地。时代使然,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的种子深植于我们稚嫩的心田。受八十年代文学氛围的影响,我对人生的设想是:大学进“中文系”,三十岁前像路遥一样全国获奖并加入作协,然后是扶摇直上,藉文学创作以扬名立万。

      我似乎很早就知道作家贾平凹上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,我就毫不犹豫填报了宝师院的中文系。年少轻狂,不怕现实落寞,怕的是月亮不够大不够白撬起来没有人喝彩。在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波澜不惊的金秋开学季,我拎着铺盖,从自己出生的村子出发,坐车到县城,再转车到宝鸡火车站,然后打问了好几个人,坐八路公交车到达位于石坝河的宝鸡师范学院。

      我不关心学校的楼有多高,宿舍里条件怎样,食堂饭菜质量如何,也不关心我们和陕师大、西北大学的中文系究竟有什么区别,我只要有学上,有书读,毕业后有份工作就行。所以,那时候的宝师院在我眼里就是顶好的大学,教室窗明几净足以学习,宿舍温馨舒适足以睡觉,食堂活色生香足以吃饭,书籍簇拥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足以读书,梧桐叶遮盖的六百米方形干道足以跑步,东边果园田野南边山峦沟壑北边渭水滔滔足以怡情养性……两年的时间,我沉浸在如饥似渴的阅读、小试牛刀的创作中,以营建我精神的小宇宙为主业。

      我如今已记不清图书馆具体的模样,只记得它寄存于正对大门的教学楼上—我说“寄存”是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,在大楼的后面正着手建造真正独立的图书馆。木质的柜台伏虎一般卧在地上,不知多少次,我从管理员手里接过等了半天才从不知哪个书架找出来的书,一笔一划在本子上做好登记,然后满怀感激地道谢离开。就像那时候的商店一样,我们从没有想着自己能进到里面,也从没有想着坐到公共的书桌前读读写写。所以直到现在,我不知道当年母校的图书馆究竟有多大,这种隔山望兔的设置让我对幽幽冥室里的那些书籍产生无限的遐想,而想象放大了它的规模和体量,以致于多年后我不屑于对其他任何图书馆进行探究,哪怕它名震天下。

      有一天我发现了阅览室。靠墙一圈斜立着各种报刊杂志,中间小方桌整齐摆放成矩形方阵供人使用。这是令人眩晕的幸福时刻!当我发现,你可以随便找位置坐下来而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;光洁如镜的桌面甚至可以照见你的面目,在你的面目上你可以放上你喜欢的任何一本杂志或书籍;你旁边紧挨着的可以是任何一位绅士或淑女,他(她)们都是和你一样喜欢读书的人!这是自小到大,除过教室以外我享用到的最奢侈的公共资源——它分文不取却干净整洁,安静得像创世之初,体面得像皇家园林,自由得像鱼翔浅底。

      阅览室、教室、宿舍、操场,正是在这些地方,我阅读了几乎全部的卡夫卡,几乎全部的安徒生,一部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,一部分的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,海明威和福克纳,还有舒婷北岛们,残雪苏童格非们,以及早期的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们……我记得梁晓声的《雪城》是坐在学校操场的乒乓球案上一口气读完的,从周日凌晨一直读到周一凌晨五点,读完后周身发麻眼前发黑,几乎直不起腰。我给过来找我的同宿舍的老六说,梁晓声不值一读,但去年我又买了他的《浮城》。

      有一天诗人商子秦带着他的诗集《我是狼孩》来给我们讲诗歌,诗人由甲带着他的个人简介来给我们讲诗歌,他们的代表作都是以对文革的反省和控诉为主题的长诗。“我是狼孩,我是吃着狼奶长大的”,很显然,这和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一脉相承,但我对长诗一直带有偏见。尽管多年后我已经知道我的认识浅薄荒谬,但那时候我非常执拗地认为:好诗必然是短的,诗一旦拉长就会元气丧失。我望着阳光灿烂的两位诗人,直觉地认为他们是已经逝去的八十年代的遗老,他们的写作要么改弦易辙,要么不值一提。

      除了这个,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我的几位老师。得益于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风气,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依然活力十足。老师们在讲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,张口自由闭口先锋,评议时政尖锐犀利,理想主义的大旗猎猎作响——现在回望,依然光彩熠熠,金声玉振,有梦里几回、依依不舍之感。比如教文学评论的杨明琪老师,动不动操着土话,骂的都是违逆人伦、道德败坏的屑小之徒,虚假浮夸、追风逐浪的文风,机械教条、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作派,还有一句“人都是圣徒和王八蛋的综合体”,大家听着很舒服,很解馋。比如教当代文学的吕世民老师,把一副对联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,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”当经典推送给我们,在谈及刚刚上映的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时,吕老师很形象地说:奉劝大家去影院时带上茶缸和毛巾,不然九十分钟时间里你的眼泪不停地流啊流啊,那么多人的眼泪会把 影院淹没的! 最令我难忘最给我教益的是教写作课的赵德利老师。赵老师那时候三十岁出头,西装革履,看起来儒雅帅气。他讲课时喜欢用手指按一按眼镜,时不时把头往后一甩,伴随着用手捋一下额头的发丝。那样子,放现在的话叫“酷毙了”。赵老师讲文学喜欢新潮和先锋,外国的作品直接卡夫卡讲起,中国的作品从残雪苏童格非们讲起 。他很会“故弄玄虚”,一个个作家及著作,在他嘴里就像金庸笔下武侠世界里的“华山论剑”,刀光剑影的呈现中引发人无限的憧憬和爱戴。我迷上卡夫卡就是受了他的感染,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,卡夫卡一直浸泡着迷惑着我而无法自拔。赵老师介绍意识流小说的时候特别玄乎,他说有个叫詹姆斯·乔伊斯的爱尔兰人,用一千多万字的小说,讲述了一个人一天的生活,全书共三部分十八章,运用了三十多种语言,被誉为天书一般的阅读难度,据说全世界能完全读懂该书的不超过一百人。说到普鲁斯特和《追忆逝水年华》,他以贝壳状的玛德琳蛋糕开始,给我们讲述了泡在红茶里的蛋糕如何 触发主人公记忆里过往时光的闸门,沿着味蕾上的一点,作者汩汩滔滔写了几十页,这一章因之成为小说史上意识流手法的经典片段。他讲完就让我们学着写,写了他会认真讲评——你当然知道,我的习作受到了他的表扬,他把它念给全班同学听,下课了问我读过多少意识流,说写得像模像样,再努力一下就可以发表。

      每天早晨沿着六百米干道跑十圈,大汗淋漓接过同宿舍老六递过来的碗筷,要一碗豆浆两根油条,半中午饿得要死,午饭五个馒头就一碗凉面,加了盐醋辣子的凉面,只有晚饭舍得来一碟菜。

      在小卖部两毛钱买一盒喜珠牌香烟,开启一生的吸烟旅程。猫着腰跑进女生宿舍,一次,一次,又一次,我知道反复是一种修辞手法重复是语病,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她是我的修辞还是我的病。把写下的诗摊开在她必看的光里,如毛毛虫爬过火焰的通道,用自焚的勇气制造一次遇见。去拜访那个写出咖啡再苦不加糖的八九级女诗人,却忘了找个什么借口,最后借走了崭新的《心理学》课本,却没有翻出预想中的人家的真实姓名。

      在大操场看电影《原乡人》,为台湾乡土派作家的凄美人生唏嘘感叹,然后携同伴五六人朝鸡峰山夜行两三小时,宿山谷破庙,第二天早早起身登山看日出,中午在山顶和铁鸡合影,大呼小叫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。在大散关没找到“铁马”,没找到“秋风”,只找到石崖上某人题写的“大散关”三个字和字背后穿越时光而来的隐隐的杀伐声。把钓鱼台的一汪等待在手心里搓了又搓,不忍心太公费尽心血打造的神仙光彩被遮盖。还有那些无疾而终的打算,那些没心没肺的笑,那些没有目的的奔走,那些为一片雪花驻足的惆怅,那些追随一个人的身影把灯火一盏盏点燃的黄昏……

      真的,现在浮现在我脑海里的1990,因为岁月的洗礼逐渐风化褪色,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是我的而愈发坚硬显眼;就像一棵树的茁壮成长,我们命中注定的种子在命中注定的田地里发芽,风雨沧桑多少年,它在那里,高可参天,等待你风雨归来,歌一曲少年,沧海横流。

      我如今没有凭文学扬名立万,但我凭母校给我的毕业证,在一所踮起脚尖就能看见母校的初中学校,教书谋生,走向终老。你知道,这期间我用了三十余年,走过无数山川河流,才看清我的参天大树,从没有离开你的怀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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