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曹文军简介】

　　曹文军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，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90级学生，相家庄中学副校长。宝鸡教师作家专委会副秘书长，宝鸡市基础教育专家库成员，宝鸡市百姓学习之星。诗歌作品散见于《散文诗》、《青海湖》等杂志。散文《三看》获2012“散文论坛”散文大赛一等奖，《王大变和他的把戏》获2014年《散文选刊》全国散文奖二等奖，散文《电脑•锄头•狗儿爷》获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举办的“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多党合作制度确立60周年”征文活动一等奖。著有诗集《一路青海》。2015-2016学年度赴西藏阿里支教一年。

　　我是90级中文系专科学生，92年夏天毕业。回头看，我们是宝鸡师范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，因为从93年起，母校就更名为宝鸡文理学院了。我们同级的本科生，以及比我们低一级的专科生，进来时是“宝鸡师范学院”，毕业时已经是“宝鸡文理学院”了。在65周年校庆前夕，我坐在距离母校不足千米的相家庄中学——我现今工作的地方，通过一台老旧的联想电脑，回望30多年前那段充满激荡、躁动、上下扑腾的求索、自我张扬与迷惘不安交织的岁月，既有“翻江倒海、五味杂陈”的激动与不安，又有“气朗风清、拨云见月”的顿悟与明白。

　　我们这批人大多出生于70年前后，正处于那场浩劫的中期。记忆初始，老一辈革命家磅礴浩大的英雄交响曲余韵尚在；读书识字时，改革开放激扬起来的奋进之歌兼天涌地。时代使然，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的种子深植于我们稚嫩的心田。受八十年代文学氛围的影响，我对人生的设想是：大学进“中文系”，三十岁前像路遥一样全国获奖并加入作协，然后是扶摇直上，藉文学创作以扬名立万。

　　我似乎很早就知道作家贾平凹上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，我就毫不犹豫填报了宝师院的中文系。年少轻狂，不怕现实落寞，怕的是月亮不够大不够白撬起来没有人喝彩。在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波澜不惊的金秋开学季，我拎着铺盖，从自己出生的村子出发，坐车到县城，再转车到宝鸡火车站，然后打问了好几个人，坐八路公交车到达位于石坝河的宝鸡师范学院。

　　我不关心学校的楼有多高，宿舍里条件怎样，食堂饭菜质量如何，也不关心我们和陕师大、西北大学的中文系究竟有什么区别，我只要有学上，有书读，毕业后有份工作就行。所以，那时候的宝师院在我眼里就是顶好的大学，教室窗明几净足以学习，宿舍温馨舒适足以睡觉，食堂活色生香足以吃饭，书籍簇拥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足以读书，梧桐叶遮盖的六百米方形干道足以跑步，东边果园田野南边山峦沟壑北边渭水滔滔足以怡情养性……两年的时间，我沉浸在如饥似渴的阅读、小试牛刀的创作中，以营建我精神的小宇宙为主业。

　　我如今已记不清图书馆具体的模样，只记得它寄存于正对大门的教学楼上—我说“寄存”是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，在大楼的后面正着手建造真正独立的图书馆。木质的柜台伏虎一般卧在地上，不知多少次，我从管理员手里接过等了半天才从不知哪个书架找出来的书，一笔一划在本子上做好登记，然后满怀感激地道谢离开。就像那时候的商店一样，我们从没有想着自己能进到里面，也从没有想着坐到公共的书桌前读读写写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我不知道当年母校的图书馆究竟有多大，这种隔山望兔的设置让我对幽幽冥室里的那些书籍产生无限的遐想，而想象放大了它的规模和体量，以致于多年后我不屑于对其他任何图书馆进行探究，哪怕它名震天下。

　　有一天我发现了阅览室。靠墙一圈斜立着各种报刊杂志，中间小方桌整齐摆放成矩形方阵供人使用。这是令人眩晕的幸福时刻！当我发现，你可以随便找位置坐下来而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；光洁如镜的桌面甚至可以照见你的面目，在你的面目上你可以放上你喜欢的任何一本杂志或书籍；你旁边紧挨着的可以是任何一位绅士或淑女，他（她）们都是和你一样喜欢读书的人！这是自小到大，除过教室以外我享用到的最奢侈的公共资源——它分文不取却干净整洁，安静得像创世之初，体面得像皇家园林，自由得像鱼翔浅底。

　　阅览室、教室、宿舍、操场，正是在这些地方，我阅读了几乎全部的卡夫卡，几乎全部的安徒生，一部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一部分的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，海明威和福克纳，还有舒婷北岛们，残雪苏童格非们，以及早期的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们……我记得梁晓声的《雪城》是坐在学校操场的乒乓球案上一口气读完的，从周日凌晨一直读到周一凌晨五点，读完后周身发麻眼前发黑，几乎直不起腰。我给过来找我的同宿舍的老六说，梁晓声不值一读，但去年我又买了他的《浮城》。

　　有一天诗人商子秦带着他的诗集《我是狼孩》来给我们讲诗歌，诗人由甲带着他的个人简介来给我们讲诗歌，他们的代表作都是以对文革的反省和控诉为主题的长诗。“我是狼孩，我是吃着狼奶长大的”，很显然，这和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一脉相承，但我对长诗一直带有偏见。尽管多年后我已经知道我的认识浅薄荒谬，但那时候我非常执拗地认为：好诗必然是短的，诗一旦拉长就会元气丧失。我望着阳光灿烂的两位诗人，直觉地认为他们是已经逝去的八十年代的遗老，他们的写作要么改弦易辙，要么不值一提。

　　除了这个，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我的几位老师。得益于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风气，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依然活力十足。老师们在讲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，张口自由闭口先锋，评议时政尖锐犀利，理想主义的大旗猎猎作响——现在回望，依然光彩熠熠，金声玉振，有梦里几回、依依不舍之感。比如教文学评论的杨明琪老师，动不动操着土话，骂的都是违逆人伦、道德败坏的屑小之徒，虚假浮夸、追风逐浪的文风，机械教条、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作派，还有一句“人都是圣徒和王八蛋的综合体”，大家听着很舒服，很解馋。比如教当代文学的吕世民老师，把一副对联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”当经典推送给我们，在谈及刚刚上映的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时，吕老师很形象地说：奉劝大家去影院时带上茶缸和毛巾，不然九十分钟时间里你的眼泪不停地流啊流啊，那么多人的眼泪会把 影院淹没的！ 最令我难忘最给我教益的是教写作课的赵德利老师。赵老师那时候三十岁出头，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儒雅帅气。他讲课时喜欢用手指按一按眼镜，时不时把头往后一甩，伴随着用手捋一下额头的发丝。那样子，放现在的话叫“酷毙了”。赵老师讲文学喜欢新潮和先锋，外国的作品直接卡夫卡讲起，中国的作品从残雪苏童格非们讲起 。他很会“故弄玄虚”，一个个作家及著作，在他嘴里就像金庸笔下武侠世界里的“华山论剑”，刀光剑影的呈现中引发人无限的憧憬和爱戴。我迷上卡夫卡就是受了他的感染，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，卡夫卡一直浸泡着迷惑着我而无法自拔。赵老师介绍意识流小说的时候特别玄乎，他说有个叫詹姆斯·乔伊斯的爱尔兰人，用一千多万字的小说，讲述了一个人一天的生活，全书共三部分十八章，运用了三十多种语言，被誉为天书一般的阅读难度，据说全世界能完全读懂该书的不超过一百人。说到普鲁斯特和《追忆逝水年华》，他以贝壳状的玛德琳蛋糕开始，给我们讲述了泡在红茶里的蛋糕如何 触发主人公记忆里过往时光的闸门，沿着味蕾上的一点，作者汩汩滔滔写了几十页，这一章因之成为小说史上意识流手法的经典片段。他讲完就让我们学着写，写了他会认真讲评——你当然知道，我的习作受到了他的表扬，他把它念给全班同学听，下课了问我读过多少意识流，说写得像模像样，再努力一下就可以发表。

　　每天早晨沿着六百米干道跑十圈，大汗淋漓接过同宿舍老六递过来的碗筷，要一碗豆浆两根油条，半中午饿得要死，午饭五个馒头就一碗凉面，加了盐醋辣子的凉面，只有晚饭舍得来一碟菜。

　　在小卖部两毛钱买一盒喜珠牌香烟，开启一生的吸烟旅程。猫着腰跑进女生宿舍，一次，一次，又一次，我知道反复是一种修辞手法重复是语病，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她是我的修辞还是我的病。把写下的诗摊开在她必看的光里，如毛毛虫爬过火焰的通道，用自焚的勇气制造一次遇见。去拜访那个写出咖啡再苦不加糖的八九级女诗人，却忘了找个什么借口，最后借走了崭新的《心理学》课本，却没有翻出预想中的人家的真实姓名。

　　在大操场看电影《原乡人》，为台湾乡土派作家的凄美人生唏嘘感叹，然后携同伴五六人朝鸡峰山夜行两三小时，宿山谷破庙，第二天早早起身登山看日出，中午在山顶和铁鸡合影，大呼小叫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。在大散关没找到“铁马”，没找到“秋风”，只找到石崖上某人题写的“大散关”三个字和字背后穿越时光而来的隐隐的杀伐声。把钓鱼台的一汪等待在手心里搓了又搓，不忍心太公费尽心血打造的神仙光彩被遮盖。还有那些无疾而终的打算，那些没心没肺的笑，那些没有目的的奔走，那些为一片雪花驻足的惆怅，那些追随一个人的身影把灯火一盏盏点燃的黄昏……

　　真的，现在浮现在我脑海里的1990，因为岁月的洗礼逐渐风化褪色，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是我的而愈发坚硬显眼；就像一棵树的茁壮成长，我们命中注定的种子在命中注定的田地里发芽，风雨沧桑多少年，它在那里，高可参天，等待你风雨归来，歌一曲少年，沧海横流。

　　我如今没有凭文学扬名立万，但我凭母校给我的毕业证，在一所踮起脚尖就能看见母校的初中学校，教书谋生，走向终老。你知道，这期间我用了三十余年，走过无数山川河流，才看清我的参天大树，从没有离开你的怀抱。